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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底下学者知折衷于受人保护的人,情效天下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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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底下学者知折衷于受人保护的人,情效天下之

万物皆性所有也。圣人尽性,故无弃物。

  盖向之序此书,于今为最近古,虽不能无失,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,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,要在慎取之而已。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,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,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,岂好辩哉?臣之所不得已也。

丧之三年,尽生者之孝心也,于死者何加损焉?是故汉文虽有命短丧,我谓之天下之慈君,而汉景不服三年之丧,其为孝也薄矣。行而有悖于天,有累于身,虽有父令,不可从也。从之,则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,君子不谓之孝。况三年之丧,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,非父之所得令者乎?后世不罪漠景之薄于亲,而罪汉文之慈于臣子,是未察乎丧服之志者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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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唐令》三十篇,以常员定职官之任,以府卫设师徒之备,以口分永业为授田之法,以租庸调为敛财役民之制,虽未及三代之政,然亦庶几乎先王之意矣。后世从事者多率其私见,故圣贤之道废而苟简之术用。太宗能超然远览,绌封伦而纳郑公之议,其为天下国家之意,故能及此。而当是之时,遂成太平之功。使能推其类,尽其道,则唐之治,岂难至于三代之盛哉!读其书,嘉其制度有庶几于古者,而惜其不复行也。故掇其大要可纪者,论之于此焉。

物无非我,事无非真。彼遗弃人间万务,惟以了死生为大者,其蔽孰甚焉!

情一流则难遏,气一动则难平。流而后遏,动而后平,是以难也。察而养之于未流,则不至于用遏矣。察而养之于未动,则不至于用平矣。是故察之有素,则虽婴于物而不惑,养之有素,则虽激于物而不悖。易曰:艮其背,不获其身,行其庭,不见其人,无咎。此之谓也。

  【列女传目录序】

行之失于前者,可以改之于后,事之失于今昔,可以修之于来。虽然,使行而可以逆制,则人皆有善行矣,使事而可以预立,则人皆有善事矣。惟造次不可以少待也,惟颠沛不可以少安也,则行失于身,事失于物,有不可胜穷者矣。虽强力之人,改过不惮,其如过之不穷何?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。知至,然后意诚,意诚,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。

圣人之应事也,如水由于地中,未有可止而不止、可行而不行者也。

 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,或曰三十二篇,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,今存者十篇云。

忌克之人,其可事乎?其急也,我谏我听,我才我用。祸既息矣,我谏,谤也,我才,奸也,杀我必矣。有天下国家而如是,能传之子孙者,未之有也。是故不忌不克,可以为君矣。谏不妄发,才不妄试,可以保身矣。

大哉性乎,万理具焉,天地由此而立矣。世儒之言性者,类指一理而言之尔,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。

  观察等之为此书,历三世,传父子,更数十岁而后乃成,盖其难如此。然及其既成,与宋、魏、齐、梁等书,世亦传之者少,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,亦罕得而详也。而其书亦以罕传,则自秘府所藏,往往脱误,嘉塘年八月始诏校雠,使可镂版,行之天下。而臣等言梁、陈等书缺,独馆阁所藏,恐不足以定著,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,使悉上之。先皇帝为下其事,至七年冬稍稍始集。臣等以相校,至八年七月,《陈书》三十六篇者始校定,可传之学者。其疑者亦不敢损益,特各疏于篇末。其书旧无目录,列传名氏多阙谬,因别为目录一篇,使览者得详焉。夫陈之为陈,盖偷为一切之计,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,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。然而兼权尚计,明于任使,恭俭爱人,则其始之所以兴;惑于邪臣,溺于嬖妾,忘患纵欲,则其终之所以亡。兴亡之端,莫非自己致者。至于有所因造,以为号令、威刑、职官、州郡之制,虽其事已浅,然亦各施于一时,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。而当时之士,争夺诈伪,苟得偷合之徒,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,而况于坏乱之中,仓皇之际,士之安贫乐义,取舍去就,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,亦不绝于其间。若此人者,可谓笃于善矣。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,《风雨》之诗所为作者也,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?则陈之史其可废乎?

气之流行,性为之主。性之流行,心为之主。

伯夷非绝物者也,恶不仁而已,故清而不介。柳下惠非徇俗者也,行吾敬而已,故和而不流。

  此书所纪,虽其事已浅,然凡世之记礼者,亦皆有所本,而一时之得失具焉。昔孔子于告朔,爱其礼之存,况于一代之典籍哉?故其书不得不贵。因为之定著,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。

胡子曰:事物之情,以成则难,以毁则易。足之行也亦然,升高难,就卑易。舟之行也亦然,溯流难,顺流易。是故雅言难入而淫言易听,正道难从而小道易用。伊尹之训太甲曰:有言逆于汝心,必求诸道,有言逊于汝志,必求诸非道。盖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,非谓太甲质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。英明之君以是自戒,则德业日新,可以配天矣。

诚,天道也。人心合乎天道,则庶几于诚乎!不知天道,是冥行也。冥行者,不能处己,乌能处物?失道而曰诚,末之闻也。是故明理居敬,然后诚道得。天道至诚,故无息,人道主敬,所以求合乎天也。孔于自志学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,敬道之成也。敬也者,君子之所以终身也。

  夫礼者,其本在于养人之性,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。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,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!不放其邪心,不穷于外物,则祸乱可息,而财用可充。其立意微,其为法远矣。故设其器,制其物,为其数,立其文,以待其有事者,皆人之起居、出入、吉凶、哀乐之具,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。然而古今之变不同,而俗之便习亦异。则法制数度,其久而不能无弊者,势固然也。故为礼者,其始莫不宜于当世,而其后多失而难遵,亦其理然也。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。故羲农以来,至于三代,礼未尝同也。后世去三代,盖千有余岁,其所遭之变,所习之便不同,固已远矣。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,乃谓设其器,制其物,为其数,立其文,以待其有事,而为其起居、出入、吉凶、哀乐之具者,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,然后礼可得而兴也。至其说之不可求,其制之不可考,或不宜于人,不合于用,则宁至于漠然而不敢为,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,荡然莫之为节,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,则繁于为法以御之。故法至于不胜其繁,而犯者亦至于不胜其众。岂不惑哉!盖上世圣人,有为耒耜者,或不为宫室;为舟车者,或不为棺椁。岂其智不足为哉?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。至于后圣有为宫室者,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;为棺椁者,不以葛沟为不可易也。岂好为相反哉?以谓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。又至于后圣,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,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,岂不能从俭哉?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。由是观之,古今之变不同,而俗之便习亦异,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,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?其要在于养民之性,防民之欲者,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,此制作之方也。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,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饱,一以为贵本,一以为亲用。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后世之礼者,必贵俎豆,而今之器用不废也;先弁冕,而今之衣服不禁也,其推之皆然。然后其所改易更革,不至乎拂天下之势,骇天下之情,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。是以羲农以来,至于三代,礼未尝同,而制作之如此者,亦未尝┆也。后世不推其如此,而或至于不敢为,或为之者特出于其势之不得已,故苟简而不能备,希阔而不常行,又不过用之于上,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。故其礼本在于养人之性,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者,历千余岁,民未尝得接于耳目,况于服习而安之者乎?至其陷于罪戾,则繁于为法以御之,其亦不仁也哉。

圣人理天下,以万物各得其所为至极。井田封建,其大法也。暴君污吏既已废之,明君良臣历千五百余岁未有能复之者,智不及邪,才不逮邪,圣道不传,所谓明君良巨也,未免以天下自利,无意于裁成辅相,使万物各得其所邪。

有而不能无者,性之谓欤!宰物而不死者,心之谓欤!感而无息者,诚之谓欤!往而不穷者,鬼之谓欤!来而不测者,神之谓欤!

  【礼阁新仪目录序】

释氏窥见心体,故言为无不周遍。然未知止于其所,故外伦理而妄行,不足与言孔、盂之道也。明乾坤变化、万物受命之理,然后信六道轮回之说,具诐淫邪遁之辞,始可与为善矣。

一往一来而无穷者,圣人之大道也,谓往而复来、来而复往者,释氏之幻教也。

  《南齐书》八纪,十一志,四十列传,合五十九篇,梁萧子显撰。始,江淹已为《十志》,沈约又为《齐纪》,而子显自表武帝,别为此书。臣等因校正其讹谬,而叙其篇目曰: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,则必得其所托,而后能传于久,此史之所以作也。然而所托不得其人,则或失其意,或乱其实,或析理之不通,或设辞之不善,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,将暗而不章,郁而不发,而勹会退黾榛匦醉之形,可幸而掩也。尝试论之,古之所谓良史者,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,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,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,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,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何以知其然也?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,有微妙之德,使由之者不能知,知之者不能名,以为治天下之本。号令之所布,法度之所设,其言至约,其体至备,以为治天下之具,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。所记者岂独其迹也,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,小大精粗无不尽也,本末先后无不白也。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,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。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,道足以适天下之用,知足以通难知之意,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?则方是之时,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!盖执简操笔而随者,亦皆圣人之徒也。两汉以来,为史者去之远矣。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,秦火之余,因散绝残脱之经,以及传记百家之说,区区掇拾,以集著其善恶之迹、兴废之端,又创己意,以为本纪、世家、八书、列传之文,斯亦可谓奇矣。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,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,亦岂少哉?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,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,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,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?夫自三代以后,为史者如迁之文,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、非常之士也。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,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,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,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,何哉?盖圣贤之高致,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,而见之于后者矣,故不得而与之也。迁之得失如此,况其他邪!至于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魏、后周之书,盖无以议为也。

欲大变后世之法度,必先大变人主之心术。心术不正,则不能用真儒为大臣。大臣非真儒,则百官不可总已以听,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,母后虽欲顺承天意,不挠外权,不可得矣。此不可不大变其本也。本正,则自身措之百官万民而天下皆正矣。

一气大息,震荡无垠,海宇变动,山勃川湮,人消物尽,旧迹亡灭,是所以为鸿荒之世欤?气复而滋,万物生化,日以益众,不有以道之则乱,不有以齐之则争。敦伦理,所以道之也。饬封井,所以齐之也。封井不先定,则伦理不可得而敦。尧为天子,忧之而命舜。舜为宰臣,不能独任,忧之而命禹。禹周视海内,奔走八年、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,立其收多寡之制而授之,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封而建之,然后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。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。后王才不出庶物,大侵小,强侵弱,智诈愚,禹之制寝隳寝紊,以至于桀,天下大乱。而成汤正之,明其等,申其制,正其封,以复大禹之旧,而人纪可修矣。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。后王才不山庶物,大侵小,强吞弱,智诈愚,汤之制寝隳寝坏,以至于纣,天下大乱。而周武王征之,明其等,申其制,正其封,以复成汤之旧,而五教可行矣。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。后王才不出庶物,大吞小,强侵弱,智诈愚,武王之制寝隳寝乱,先变于齐,后变于鲁,大坏于秦,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。仁政既亡,有天下者,汉、唐之盛,其不王,人也,非天也。其后亡,天也,非人也。噫,孰谓而今而后无继三王之才者乎?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,议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,而反以亡秦为可法也。

  向采传记、百家所载行事之迹,以为此书。奏之欲以为法戒,然其所取,往往不当于理,故不得而不论也。夫学者之于道,非知其大略之难也,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。孔子之徒三千,其显者七十二人,皆高世之材也,然独称颜氏之子,其殆庶几乎?及回死,又以谓无好学者。而回亦称夫子曰: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。”子贡又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则其精微之际,固难知久矣。是以取舍不能无失于其间也,故曰“学然后知不足”,岂虚言哉!向之学博矣,其著书及建言,尤欲有为于世,忘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,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。盖古之圣贤非不欲有为也,然而曰求之有道,得之有命。故孔子所至之邦,必闻其政,而子贡以谓非夫子之求之也,岂不求之有道哉!子曰:“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。”岂不得之有命哉!令向之出此,安于行止,以彼其志,能择其所学,以尽乎精微,则其所至未可量也。是以孔子称古之学者为己,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,自得之则取之,左右逢其原,岂汲汲于外哉!向之得失如此,亦学者之戒也。故见之叙论,令读其书者,知考而择之也。然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,与夫患失之者异矣,可谓有志者也。

欲拨乱兴治者,当正大纲。知大纲,然后本可正而末可定。大纲不知,虽或善于条目,有一时之功,终必于大网不正之处而生大乱。然大纲无定体,各随其时,故鲁庄公之大纲在于复仇也,卫国之大纲在于正名也。仇不复,名不正,虽有仲尼之德,亦不能听鲁、卫之政矣。

天理人欲,莫明辨于春秋。圣人教人清人欲,复天理,莫深切于春秋。

  《鲍溶诗集》六卷,史馆书旧题云《鲍防集》五卷,《崇文总目》叙别集亦然。知制诰宋敏求为臣言,此集诗见《文粹》、《唐诗类选》者,皆称鲍溶作。又防之《杂感》诗最显,而此集无之,知此诗非防作也。臣以《文粹》、《类选》及防《杂感》诗考之,敏求言皆是。又得参知政事欧阳修所藏《鲍溶集》,与此集同,然后知为溶集决也。史馆书五卷,总二百篇。欧阳氏书无卷第,才百余篇。然其三十三篇,史馆书所无,今别为一卷,附于后,而总题曰《鲍溶诗集》六卷。盖自先王之泽熄而诗亡,晚周以来,作者嗜文辞,抒情思而已,然亦往往有可采者。溶诗尤清约谨严,而违理者少,亦近世之能言者也。故既正其误谬,又著其大旨以传焉。臣巩谨序。

事之误,非过也,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。心之惑,乃过也。心过难改,能改心过,则无过矣。

  【战国策目录序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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