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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,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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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,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

身为文人,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。鄙视名声,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,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。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,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,真让他放弃,重归默默无闻,他就不肯了。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,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,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。诚然,也有这样的情况:天才被埋没,未得到应有的名声,或者被误解,在名满天下的同时也遭到了歪曲,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。可是,我相信,对于真实的名声,他们仍是心向往之的。名声的真伪,界限似不好划。名实相符为真,然而对所谓“实”首先有一个评价的问题,一评价又和“名”纠缠不清。不过,世上有的名声实在虚假得赤裸裸,一眼可以看穿。例如,搞新闻出版的若干朋友联合行动,一夜之间推出某人的作品系列,连篇累牍发表消息、访问记之类,制造轰动效应,名曰“造势”。可惜的是,倘若主角底气不足,则反成笑柄,更证明了广告造就不出文豪。又有一种人,求名心切,但只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。他从事学术的方式是结交学术界名流,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。帕斯卡尔曾经将这种人一军道:“请把你打动了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来给我看看,我也会推崇你了。”我的想法要简单一些:就算这些名流并非徒有其名,他们的学问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?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,沽名钓誉,不择手段,甚至不惜出卖灵魂。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: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,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;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,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。人格卑下,用尊严换取名声,名声再大,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。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,容易受舆论、时尚、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,所以,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,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。孔子说:“人不知,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“不患莫己知,求为可知也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,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,尚可激励他们上进,对于成年人就不适合了。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,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。热衷于名声,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,也仍然是一种虚荣,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,进而受舆论支配,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。名声还有一个坏处,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。风景一成名胜,便游人纷至,人出名也如此。“树大招风”,名人是难得安宁的。笛卡儿说他痛恨名声,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。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,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。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,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,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?名声如同财产,只是身外之物。由于舆论和时尚多变,它比财产更不可靠。但丁说:“世间的名,只是一阵风。”莎士比亚把名声譬作水面上的涟漪,无论它如何扩大,最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马可·奥勒留以看破红尘的口吻劝导我们:“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要折磨你,那么,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么快地被忘却,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;看一看赞扬的空洞,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的判断之多变和贫乏,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,如此使你终于安静吧。”据普鲁塔克记载,西塞罗是一个热衷于名声的人,但是连他也感觉到了名声的虚幻。他在外省从政期间,政绩卓著,自以为一定誉满罗马。回到罗马,遇见一位政界朋友,便兴冲冲打听人们的反响,那朋友却问他:“这一阵子你呆在哪里?”在有的哲学家看来,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。马可·奥勒留说,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,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。帕斯卡尔也说:“我们是如此狂妄,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,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;我们又是如此虚荣,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。“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作”不朽之盛事“,幻想借”立言“流芳百世。还是杜甫想得开:“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”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。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,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。奥古斯丁说,不朽是“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”。对作家来说,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,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。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,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,就不是我所能求得,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。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,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,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。话说回来,对于身前的名声,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必毫不在乎。袁宏道说,凡从事诗文者,即是“名根未尽”,他自叹“毕竟诸缘皆易断,而此独难除”。其实他应该宽容自己这一点儿名根。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,那么,按照同样的悲观逻辑,人生也是虚幻的,我们不是仍要好好活下去?名声是一阵风,而我们在辛苦创作之后是有权享受一阵好风的。最了解我们的五六个朋友尊敬我们,我们不该愉快吗?再扩大一些,我们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获得了五六十或五六万个读者的赞扬,我们不该高兴吗?亚里士多德认为,我们重视自己敬佩和喜欢的人对我们的评价,期望从有见识的人那里得到赞赏,以肯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,是完全正当的。雪莱也反对把爱名声看作自私,他说,在多数情况下,“对名声的爱好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够肯定、证明我们自己的感情,或者与我们自己的感情发生共鸣。”他引用弥尔顿的一句诗,称这种爱好为“高贵心灵的最后的弱点”。弥尔顿的这句诗又脱胎于塔西佗《历史》中的一句话:“即使在智者那里,对名声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后才能摆脱的弱点。”我很满意有这么多智者来为智者的最后弱点辩护。只要我们看重的是人们的“心的点头”,而非表面的喝彩,就算这是虚荣心,有这么一点虚荣心又何妨?19925

  名声还有一个坏处,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。风景一成名胜,便游人纷至,人出名也如此。“树大招风”,名人是难得安宁的。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,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。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,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。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,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,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?

身为文人,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。鄙视名声,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,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。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,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,真让他放弃,重归默默无闻,他就不肯了。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,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,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。诚然,也有这样的情况:天才被埋没,未得到应有的名声,或者被误解,在名满天下的同时也遭到了歪曲,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。可是,我相信,对于真实的名声,他们仍是心向往之的。名声的真伪,界限似不好划。名实相符为真,然而对所谓“实”首先有一个评价的问题,一评价又和“名”纠缠不清。不过,世上有的名声实在虚假得赤裸裸,一眼可以看穿。例如,搞新闻出版的若干朋友联合行动,一夜之间推出某人的作品系列,连篇累牍发表消息、访问记之类,制造轰动效应,名曰“造势”。可惜的是,倘若主角底气不足,则反成笑柄,更证明了广告造就不出文豪。又有一种人,求名心切,但只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。他从事学术的方式是结交学术界名流,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。帕斯卡尔曾经将这种人一军道:“请把你打动了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来给我看看,我也会推崇你了。”我的想法要简单一些:就算这些名流并非徒有其名,他们的学问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?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,沽名钓誉,不择手段,甚至不惜出卖灵魂。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: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,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;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,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。人格卑下,用尊严换取名声,名声再大,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。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,容易受舆论、时尚、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,所以,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,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。孔子说: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“不患莫己知,求为可知也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,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,尚可激励他们上进,对于成年人就不适合了。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,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。热衷于名声,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,也仍然是一种虚荣,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,进而受舆论支配,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。名声还有一个坏处,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。风景一成名胜,便游人纷至,人出名也如此。“树大招风”,名人是难得安宁的。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,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。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,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。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,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,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?名声如同财产,只是身外之物。由于舆论和时尚多变,它比财产更不可靠。但丁说:“世间的名,只是一阵风。”莎士比亚把名声譬作水面上的涟漪,无论它如何扩大,最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马可·奥勒留以看破红尘的口吻劝导我们:“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要折磨你,那么,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么快地被忘却,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,看一看赞扬的空洞,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的判断之多变和贫乏,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,如此使你终于安静吧。”据普鲁塔克记载,西塞罗是一个热衷于名声的人,但是连他也感觉到了名声的虚幻。他在外省从政期间,政绩卓著,自以为一定誉满罗马。回到罗马,遇见一位政界朋友,便兴冲冲打听人们的反响,那朋友却问他:“这一阵子你呆在哪里?”在有的哲学家看来,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。马可·奥勒留说,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,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。帕斯卡尔也说:“我们是如此狂妄,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,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;我们又是如此虚荣,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。”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作“不朽之盛事”,幻想借“立言”流芳百世。还是杜甫想得开:“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”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。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,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。奥古斯丁说,不朽是“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”。对作家来说,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,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。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,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,就不是我所能求得,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。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,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,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。话说回来,对于身前的名声,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必毫不在乎。袁宏道说,凡从事诗文者,即是“名根未尽”,他自叹“毕竟诸缘皆易断,而此独难除”。其实他应该宽容自己这一点儿名根。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,那么,按照同样的悲观逻辑,人生也是虚幻的,我们不是仍要好好活下去?名声是一阵风,而我们在辛苦创作之后是有权享受一阵好风的。最了解我们的五六个朋友尊敬我们,我们不该愉快吗?再扩大一些,我们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获得了五六十或五六万个读者的赞扬,我们不该高兴吗?亚里士多德认为,我们重视自己敬佩和喜欢的人对我们的评价,期望从有见识的人那里得到赞赏,以肯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,是完全正当的。雪莱也反对把爱名声看作自私,他说,在多数情况下,“对名声的爱好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够肯定、证明我们自己的感情,或者与我们自己的感情发生共鸣。”他引用弥尔顿的一句诗,称这种爱好为“高贵心灵的最后的弱点”。弥尔顿的这句诗又脱胎于塔西佗《历史》中的一句话:“即使在智者那里,对名声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后才能摆脱的弱点。”我很满意有这么多智者来为智者的最后弱点辩护。只要我们看重的是人们的“心的点头”,而非表面的喝彩,就算这是虚荣心,有这么一点虚荣心又何妨?19925

  名声的真伪,界限似不好划。名实相符为真,然而对所谓“实”首先有一个评价的问题,一评价又和“名”纠缠不清。不过,世上有的名声实在虚假得赤裸裸,一眼可以看穿。

  在有的哲学家看来,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。马可·奥勒留说,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,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。帕斯卡尔也说:“我们是如此狂妄,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,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;我们又是如此虚荣,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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